中国记忆论坛的天津版块，我每天上网的必修课。中国记忆论坛——天津

在这个论坛上我有了太多的收获：在那里能隔着几十年和上万公里的时空，让我相遇了旧时的邻居；在那里能循着论坛的图片和解说，让我找回了童年的房子和童年的梦境；在那里能借着众多有心人的回顾和挖掘，让我了解这个城市和这个城市的历史；在那里能回望这个城市步伐、能感受这个城市的心跳、能阅读这个城市的规划。更重要的，这个论坛的一群民间文物保护群体有着积极的思索、积极的行动、积极的热望，让我感觉这个城市正在积聚、正在发力、正在喷发。

有个网名“大权在握”对天津文化的传承进行了剖析，有了之一之二后，今天又有了之三，因兴趣而拜读，因拜读而欣赏，因欣赏而更多思索，因思索而要搬来之。

找寻失落的城市——天津文化特性探微之三

Y/+q最近天津接连被英国《经济学人》评价为中国大陆最宜居城市、最佳商旅城市。一时很多国人不服。“为什么是天津?”似乎天津没有这个资格。回顾天津的历史，那个曾经的北方最大的工业城市，中国第二大城市，如今不仅在经济总量排名上距上海北京渐行渐远，而长期位居深圳、苏州之后，更在多种排榜上位居中国城市的中游，特别是在城市软实力评比上，似乎已经不属于一线城市了。这种质疑之声也就不那么奇怪了。i\\"J/JSv
最近几年，天津借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东风经济发展走向了快车道，但作为软实力的文化建设、城市软环境的完善、市民精神的提升还有许多待研讨之处。在我们大肆宣扬天津的三绝、妈祖、年画、乃至五大道、望海楼之余挖掘背后的城市精神是什么，那个是主流，那个是附庸，当代应当弘扬什么样的城市主流人文精神这种深入的思考探索并不多，甚至在文化领域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一直将天津的现代主流文化精神往歧路上引导，以致天津自解放后不仅在经济上蜗行于后，在文化建设上朝农村文化、流俗文化、市井文化上引导，被很多人谑称为“都市里的乡村”、“中国最大的村”。前不久天津最著名的文人冯骥才撰文提出“三大城市中，北京是精英文化、上海是商业文化、天津是市井文化。”就是这种误读、误导的最好例证。R<^s (f)Uc
相比曾经的天津，我们的城市确实失落了，不仅是经济地位……，这其中的原因很多，在我们昂头前进不断追求超常规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当低头找寻，找寻曾经带给这个城市辉煌的东西，一些看不见摸不着，又时时刻刻伴随着我们方方面面的的东西,那些属于我们这个城市个性文化和人文精神。在此罗列几项，抛砖引玉，所言皆是一己之言，谬误之处还望海涵。Q!2R5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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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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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本题时，曾经踌躇一番。因为后面的议题中也有部分这方面的内容，而且作为一个西方的观念，似乎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距甚远，但了解“契约精神”内涵后，熟悉天津历史的人应当感叹这种精神应当是天津之所以成为北方最大的商埠和现代化城市人文精神之根。 l|MI 1$B
“契约”一词源于拉丁文contractus，在拉丁文中的原义为交易，属于舶来品，其本质是一种契约自由的理念。契约精神是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所谓契约精神是指存在于商品经济社会,而由此派生的契约关系与内在的原则,是一种自由、平等、守信的精神。契约精神的核心精神是契约信守精神,也是契约从被动需求到习惯进而上升为精神的伦理基础。诚实信用作为民法的“君临法域”(Empire provision “帝王条款”)之基本原则,在契约未上升为契约精神之前,人们订立契约源自彼此的不信任,契约的订立采取的是强制主义,当契约上升为契约精神以后,人们订立契约源于彼此的信任,当契约信守精神在社会中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主流时,契约的价值才真正得到实现。在缔约者内心之中存在契约守信精神,缔约双方基于守信,在订约时不欺诈、不隐瞒真实情况、不恶意缔约、履行契约时完全履行,同时尽必要的善良管理人、照顾、保管等附随义务。 #:+5vQ<1Z
不难看出，所谓契约精神就是“诚实信用”的一种深化，即将守约从交易层面的约束变成伦理上的自觉。反观天津的历史，不论是早年的漕运还是后期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崛起，贯穿这个因商而起，因商而兴的城市精神的核心应当就是“契约精神”，尽管我们的前辈们甚至不知道还有这个词，但这种精神已经浸透到我们城市的生活之中。 8=,'J) v
纵观天津的历史，靠着运河、海河，经历了漕运带动城市的形成，又靠海河在开放海禁之后的华丽转身，成为北方最大的港口和中国“三北”地区和蒙古的经济腹地，再加上民国初年政治中心的南移，形成了独有的经济地理优势，而这种外部条件又带动了天津以上业为主导，加工业、工业为基础，物流业为导向的经济格局，进而形成了天津相比于周边地区特别是首善之区更加遵纪守时、务实低调、严谨细致的市民性格。他们在大量的经济活动总结出遵守合约的重要性，知道如果欺诈或许得逞一时，得逞不了一世，失去了天津这块码头，至少在北方再也找不到与之堪比的空间。长此以往，由经济活动的被动要求变成了心理自觉，“交易契约”变成“心理契约”进而成为“契约精神”指导日常的言行，如果说其他的天津市民性格还要举一些例子加以证明的话，天津人的“守规矩”、“守信”，以"失约"、"食言"为耻，称这样的人为"大梨"、"庇庇"，将行为凝聚为精神，已成为一种自觉，似乎并不需要例子来证明；改革开放的今天，当我们看到那些中外大公司纷纷将生产基地建在天津，大的批发市场个个人流攒动之余，应当看到，支撑这些企业得以在天津发展的众多原因之中其根基应当是深入到天津人骨子里的“契约精神”的人文传统。从爷爷辈开始，准时上班，工作严守纪律，谈生意少拍胸脯多按约办事，克勤克俭，脚踏实地，守规矩、重实干、重经验、不玄想、不空谈，“靠诚信经营，凭手艺吃饭”已经代代相传到今天。这种精神培育了天津庞大的高素质的蓝领阶层、工商界精英，反过来又带动天津的发展，给天津的城市贴出了一个个性的标签。 !yB~9358`
今天当我们每每谈及天津人的性格时，往往忽略这种特有的品德，甚至因其体现出的或许不灵活的表征被一些人误读为制约天津发展的因素之一。“诚实守信”不是目光短浅、抱残守缺，它不是也不应该成为被诟病的现象，张扬反而是不自信的表现，相反我们现在恰恰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契约精神”，“法律至上、制度为王”不仅在行动上，更要在内心中。

基督教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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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x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在天津四面钟亮相，与此同时创办人英华(敛之)开始了自己的“全盘西化”之路，他首先请日本裁缝做了套西服，然后到外面转一圈显摆，但感觉很不舒服，回到家才知道衣服架子还在里面呢。他请人在哈尔滨做的女士礼服，照完相挂在客厅，后来明白人告诉他，那实际是俄国女人的睡衣！今天看起来很滑稽的背后，显示着“庚子之变”后，国人对“洋务”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的过程，同样，西方列强在看到“义和团运动” 燃起的国民强烈仇外情绪的同时也在反思自身“坚甲强炮”对中国人民在心理上的伤害和产生的抵触，对中国的战略也发生了转折性变化，有过去的武力恃强凌弱，变成文化、教育的渗透，以期达到从文化上“改变中国”使之成为“精神的奴隶”，特别是在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1300多年形成的教育体系轰然坍塌，代之而来的是被称为“新学”的西方教育体系，为这种文化渗透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一方面，更多的青年走出去，接受西方的教育;另一方面，大量的西式学校迅速取代了传统的私塾、书院、经堂教育，其中以基督教会为背景的各式学校成为主流。在天津，因其九国租界和港口形成的对外贸易的发达而显得更为突出，即便是其后由国人自办的学堂(诸如北洋大学、南开大学)其教职员工也多有基督教背景(最典型的就是张伯苓)。 [U} oc"
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宗教历来是中西方冲突的核心之一，康熙朝的“礼仪之争”根本上讲实际是中西文化价值的冲突。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教(含天主教、新教各差会、东方正教)虽然借着大炮进入中国，但仅在宗教层面上的发展受着传统儒家文化的强烈抵触，影响面一直受到局限。进入廿世纪，随着战略的变化和中国国内士族阶层观念的转变，经济上互惠式的对外贸易的逐步开展，租借地的成熟运行，基督教也通过世俗化的教育方式开展自身的形象的重塑和实力的渗透，同时借助各种社会公益组织，在多方面拓展自己的影响，最突出的就是成立于1895年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我们今天所能了解的天津早年的各种文体活动(篮球、话剧、美术等)大多是该会组织。 N4U*

基于上述背景，我们看到，从廿世纪初开始至五十年代初，以租界为主天津建立起了从幼稚园到大学的立体式、多层面新学的教育体系，这种教育体系总体上是西方式的、基督教背景的，其中以属英美基督教新教各差会背景的教育机构最为突出，其中尤以基础教育最为突出，即便是今天，当我们历数天津“名校”时还能看到这一影子(“市五所”四所在和平、河西，和平河西区重点中学半数以上是原教会学校)。教育的大投入，特别是从幼童开始的西式教育，使他们在世界观形成之初，就灌输了西方的人文精神。租界形成的西式的城市管理体系和工商交易制度又为这些受到西式教育的人员提供了施展所学的空间，并影响着他(她)的家庭和后人。客观地说，廿世纪以后，以天津港口腹地经济为核心的天津原租界地区 形成了天津的经济中心，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教育、文化体系构成了天津的主流文化并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天津能在廿世纪初由传统的漕运码头迅速转型崛起为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的主因。ZtpC C-
伦，人际关系；理，行为规范。作为西方文明的基础，基督教作为宗教传播的同时，也不断影响着西方人文，基于其教化的结局自然形成一套系统的伦理。这种伦理与中国儒、释、道家学说为理论基础的传统文化伦理有一定的联系，但也有很大的不同。作为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多噶派哲学体系的承继者，基督教信仰重在新生命的恩典。这一新生命源自基督，是活泼的、可见的、外显的。其外显于基督教伦理。基督教会在中国文化这一特定处境中传扬基督信仰，基督教伦理首当成为“契合点”或“切入点”。基督教伦理学，是以基督信仰为立场，对基督徒及社会人的伦理道理生活，有系统的反省、分析及评价的学科。它以圣经、教会传承、世界观、现代文化为资源，对伦理道德问题作出抉择，再付诸行动实践。其特点主要体现在：（1）律法建基于恩典，且为维持个人及社会的安全；（2）要求人遵守“规矩”、“规模”，在边界之中自由，这“边界”并不取消自由；（3）伦理由生命内质而外显，内在品质与外在表现皆重；（4）着眼于永恒，不忽略现在。“心向着神，手向着人”；（5）真理是全面的，手段与目的都应合乎真理，合乎美善。9Ls D#
在家庭伦理方面基督教伦理与中国五伦关系强调的内涵类似，不同的是引用了“圣约”概念，即上帝设立的制度所具有的独特神圣性、永恒性。以此保证婚姻及亲朋关系的纯洁与永恒。ACfX:m
在职业操守方面基督教伦理倡导: （1）忠诚，面对上司及工作本身；（2）殷勤 ；（3）互相尊重。进而引导在工作中：①发展自我，借工作发展自己的才能并确立自身的价值；②服务社会；③荣耀神，这是工作的最重要的也是归结性的意义。JgD,[#jd
在社会伦理方面，对于公义问题，基于上帝的公义特性，决定着基督教伦理特有的“守约”与“公正公平”特点。对于贫富问题则灌输：（1）知足的心态，用简单的物质过高品质的生活；（2）慷慨捐输，这是基督信仰的分享情怀体现；（3）照顾穷人。特别是旧约“禧年”的规定对土地及土地的使用者皆为智慧的照顾或护理。DJd,Cj
在生命伦理方面，基督教伦理特别注重生命的神圣性、平等性、不可侵犯性、独特性等，基督信仰立场表明人的生命属于基督，由上帝创造并护理，人是有上帝的形象，人不可以剥夺别的生命存在，也不可决定另一个生命的生死或特质。因此基督教伦理反对自杀、反对杀人，包括安乐死的自杀方式以及堕胎的人工性杀人。/ KeLF,p
在此基础上，主导英美国家的基督教新教又根据其教义精神在多方面加以发展，其中以代表美国的清教徒精神最为流行。18世纪中叶美国著名的清教徒布道家约翰o卫斯理的一句名言成为了清教徒精神的精辟概括：“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拼命地挣钱，是因为以赚取财富为天职；拼命地省钱，是因为他们克制禁欲，始终过一种圣洁、理性的生活；拼命地捐钱，是因为他们要关照精神信仰、关照社区和国家等人类共同体，他们捐钱捐物，在对世间的爱中得到永恒。这样三种拼命精神，无疑是清教徒精神的思想精华。“孕育了天职观念和为职业劳动献身之精神的特殊具体的合理思想形式”(Max Weber：《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这种精神不但促进了新兴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美国的以迅速崛起的源泉之一。m_),}n#P
因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在天津基督教传播主流的英美基督教新教各流派。一方面，他们有着较强的经济实力，投入面更趋广泛并不仅局限宗教方面;另一方面，他们注重在社会高层和知识界发展自己的势力。而是这些人又主导着天津的经济与文化流行趋势，为天津迅速崛起提供了人才的保障。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一些天津的名人，诸如张伯苓、英华(敛之)、董振堂、马千里、雍剑秋、宋棐卿、宋则久、侯德榜、林崧等等在文化、科技、卫生、工商业的领域里主导人物多是基督教徒和基督教青年会的成员，即便是周恩来，早年也在基督教青年会参加很多社会活动。当年学生们走向街头不论是“五四运动”、“12.9”，还是反对日本侵略东北，还是反内战，背后都有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子(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能在解放后一直得以生存至今或与此有关)。天津的特殊土壤培养了这些接受西方教育并秉承基督教伦理特别是清教徒精神的社会精英，他们又通过在各自领域的出色表现对天津民风带来了新的变化，从而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即便是天津的回民，也涌现出像时子周、王静斋这样影响后世的学者型穆斯林。n&_uJ
最有意思的是，在接纳基督教伦理的同时，基督教伦理中的天职观念、平等意识、奉献精神、自主意识，又使他们成为独立自主反对帝国主义各种侵略、统治的先锋，张伯苓在主办南开大学的历程、宋棐卿创办东亚毛纺厂和“抵羊”品牌的寓意，宋则久“中华售品所”的初衷无不包含着“振兴中华”的拳拳之心。即便是精神追求的宗教，他们也力求摆脱国外差会的影响，建立自己的教会——1910年成立的“中华基督教会—华人自立”(今东门里仓门口教堂)。林林总总的事例充分说明，这种带有清教徒精神的基督教伦理，已经摆脱了宗教的色彩，与传统儒家思想伦理的优秀部分结合，成为天津主流的民风特色。他们“并没有与传统断绝关系，而是把它用来为新的目标，即近代化的目的服务，工业化前驱者的革新精神是与勤劳、节俭和对家庭的忠心等旧道德实践结合在一起的”(Marie Claire Bergere: 《L'^Age d'or de la bourgeoisie chinoise, 1911-1937》 Flammarion, 1986)。tT-|/0+
如果说曾经的租界留给天津大量的西式建筑，蜿蜒曲折和规划有序的的街区是有形的遗产的话，那么这种带有明显清教徒精神的基督教伦理主导着天津的人文民风并影响至今，我们引以为豪的天津的“洋气”，每每提及和平、河西的素质高，城市规划好，各种文化、教育资源丰富，实际上都是这一遗产的体现。如果加以定义的话，带有“清教徒精神的基督教伦理与中国传统商业道德的混合体”应是天津的主流的人文精神。|M({3NVy|_
解放后，社会环境的变迁，领导人的身份背景的变化，使人们谈“洋”色变，教育体系、生产、经营环境与以往基本割裂，行政区域的变更，政治中心的北归，导致天津原有的独特的人文精神逐步与华北农耕与运河文化融合，即便是改革开放的今天，出于某种制约，对宗教、西方伦理思想对天津近当代人文的影响涉猎多有忌惮，从宣扬的角度上则多从俗文化角度上下工夫，不论是食品“三绝”、“泥人张”、“杨柳青年画”、“曲艺”还是“天后崇拜”让他人以为天津就是俗文化的代表。最为可悲的是在天津文化界还以此为荣不断总结、弘扬( “一个城市最深刻的特色，在于人们共同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性格。比如三大城市中，北京是精英文化、上海是商业文化、天津是市井文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北京的水土一定是养梅兰芳、齐白石、徐悲鸿、老舍这些文化精英的；上海养张爱玲、养旗袍、养电影和周璇；天津则创造了马三立、骆玉笙这样的文化代表。”——冯骥才《山西文化考察追踪》) ，其结果不仅使天津文化进一步流俗，同时影响到天津人人文素质的发展脉络。qcySzn-ju
尽管如此，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些伦理精神还通过那些在解放前接受国过“童子功”教育的老师们有意与无意之间，传输给学生们，直到他们先后退休。>7E6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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