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曾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1]陈寅恪的这段话充分说明了新材料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曾有甲骨文、敦煌文献、西域汉晋简牍、明清档案四大发现，每一项新发现都有力地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如敦煌文献发现后，建立在敦煌文献基础上的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又如现代发现的张家山汉简、郭店竹简，对于先秦史、汉代史研究来说，都是极为珍贵的。唐宋时期，中国的法律体系主要由律、令、格、式、敕组成。令是关于国家体制和基本制度的法规，与律一起，被誉为“东方法制史枢轴”，对后来的中国社会和周边国家产生过深远影响。从唐到宋，历朝统治阶级曾制定过无数部法律典籍，但流传下来的，就目前所知仅有几部，新近发现的《天圣令》作为传世的唐宋时期唯一一部令典，长期以来湮没无闻，无人识其真面目。《天圣令》的发现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在国内外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日本学者给予了很高评价。[2]《天圣令》的发现对于唐令复原和研究工作乃至中国法制史研究，对于日本古代律令的研究，都将产生重要影响。以下就《天圣令》的学术价值作些探讨。

一、《天圣令》对唐令研究的价值

研究《天圣令》，首先必须搞清它的编撰体例。《天圣令》以《唐开元二十五年令》为蓝本，在原有唐令的框架内进行修改增补。这种修改增补分四种情况：一是条文可沿用者，直接放在正文中，完全保留原文不予改动；二是凡不用的唐令，以附录方式予以保存，以便将来立法官修订时用作参考；三是对唐原文进行修改，保留可取之处，增补宋代的新制，成为新令，修改后，删节掉的文字不再保存；四是凡《唐开元二十五年令》没有的内容，不再据宋代新制另立新的条款，即使是宋代当时正在实施的新制，也不再修入新令中。就是说，其真正收入的新制，乃是对应于唐前期已有的法令内容，凡唐前期令中没有的但又必须法律化的新制，在当时是以附令敕形式附在《天圣令》后的。《玉海》卷六十六记载说：宰相吕夷简等“又案敕文，录制度及罪名轻简者五百余条，依令分门，附逐卷之末”，定为《附令敕》。但今本《天圣令》中没有发现这些《附令敕》，可能其在后来的流传中与《天圣令》脱离而自成一书。认识这四种编撰情况对于我们充分利用《天圣令》的价值很有帮助。

研究《天圣令》还应注意一个问题，即宋在淳化三年（992年）曾对唐《开元二十五年令》进行过校勘，主要是据宋代的官制以及避讳等问题对唐令做了些文字上的修改，但在内容上没有改动。而后修订的《天圣令》就是以这次校勘过的《开元二十五年令》为基础，因此，在个别地方，《天圣令》所附唐令，与原唐《开元二十五年令》个别地方，存在着一些差异。

《天圣令》对于唐史研究的价值是不言而明的，这里主要讨论此书对唐令研究的意义。

首先从《天圣令》可以考知唐令的篇目，从唐《贞观令》到《开元二十五年令》，唐令始终只有二十七篇正篇目，在正篇目之后，另有附篇目。如《关市令》之后附有《捕亡令》，《医疾令》之后附有《假宁令》。以往《唐六典》只列了唐令二十七篇目，这些都是正篇目，没有列出像《捕亡令》、《假宁令》这样的附篇目。而《养老令》却有《捕亡令》、《假宁令》这些篇目。《唐六典》所列唐令二十七篇目，通常被认为是《开元七年令》的篇目，表面上与出自《永徽令》的《养老令》的篇目不同。似乎《永徽令》的篇目到了《开元七年令》时被修改了。今本《天圣令》的发现，验证了《养老令》所列篇目为唐令，同时也证实了《开元二十五年令》与《开元七年令》、《永徽令》的篇目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养老令》有所更改，如增加了唐令中没有的《僧尼令》，篇目次序也作了调整。《天圣令》所载附篇目与正篇目的关系给了我们有益的启发，如在《关市令》之后附《捕亡令》。关市在唐代，具有关卡作用，来往人员，必须出示官府有效文书证件，因而在关市很容易捕捉到那些逃往的人员，因此，把《捕亡令》附在《关市令》之后，是有其内在道理的。同样的，《医疾令》主要是关于医疗治病方面的规定，官员有病需要治疗，因此自然牵涉到假期问题，故唐令把《假宁令》附在《医疾令》之后。通过《天圣令》，可以看出正篇目和附篇目之间的内在联系，由此我们可以考证找出唐令其他附篇目的位置。如《学令》、《封爵令》作为附篇目，应当是附在《选举令》之后；《禄令》应附在《考课令》之后。

研究《天圣令·田令》，可以考知唐令的修订原则。例如，唐代前期的户税问题、资课问题，在《天圣令》中都没有涉及。因此可以得出下列结论：唐代历次修订令的活动，都是与旧令有关的，如果旧令没有的内容，则不增加新的条款，而是以“格”的形式予以增加和修改。换句话说，唐代每次令的修订，是在唐旧令的框架内进行的。这一传统也为宋代的《天圣令》所继承。在唐代，当政治经济发展后新出现的需要法律化的制度，是另外以格的法律形式予以规范化的。格还可对令之外的律、式进行修改补充。由于有了格这一特定的法律形式，使得唐代的律令体系具有超稳定的功能，不会因每次法律的修改而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唐令与《养老令》有着母法和子法关系，但唐代编撰的众多唐令，特别是《永徽令》已失传。通过《天圣令》所附唐令，可以进一步探知《养老令》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承袭了唐令。这可以正确发挥《养老令》在唐令复原中的作用。《养老令》有原封不动地沿用唐令的一面，也有改动的一面。

首先我们看篇目。《养老令》绝大部分篇目沿用了唐令，但也有更改。如将《官品令》改为《官位令》，《狱官令》改为《狱令》，增加了唐令所没有的《僧尼令》。另在篇目秩序上也做了调整，将《田令》从唐令的卷二十一调整到卷九；将《关市令》从唐令卷二十五调整到卷二十七；将《营缮令》从唐令卷二十八调整到卷二十。

其次看内容。以《天圣令·田令》为例，《天圣令·田令》共有五十六条，《养老令·田令》共有三十七条，《养老令》未全部沿用唐令，在条序上也有部分调整。《养老令》中有五条内容，《天圣令·田令》中没有相应的条文。又如《养老令·杂令》最后两条令文不见于《天圣令·杂令》。这里，除了考虑到《养老令》的蓝本《永徽令》与《天圣令》的蓝本《开元二十五年令》之间的差异外，还应当考虑到《养老令·田令》可能根据当时日本自己的社会实际情况所做的增补。又《天圣令·赋役令》共计五十条，《养老令·赋役令》有三十九条，也没有完全沿用唐令。《养老令·赋役令》并把唐令第一条分成两条，将唐令第三条与第八条合并成为一条，把唐令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五条和并成一条，把第三条移为田令第二条。《养老令·赋役令》中有四条令文，《天圣令·赋役令》没有相应的条文。尤其是其第六条关于义仓的征收，《天圣令·赋役令》中没有这一内容，我在《天一阁藏〈天圣令·赋役令〉初探》一文曾有考证，[3]认为义仓地税法制定后，始终没有以令的法律形式颁布过。那么《养老令·赋役令》里为何会有义仓地税法呢？我认为《养老令》的蓝本除了《永徽令》外，还包括永徽时期颁布过的格。如前文曾提到《养老令·田令》、《养老令·赋役令》中有些条文是《天圣令》所没有的，这些令文的一部分可能就是取法永徽时期的格。又如《养老令·僧尼令》，在唐令里没有此令文，《唐令拾遗补》将其来源定为唐格无疑是正确的。这些格就是永徽时期的格。关于唐格在唐令复原中的重要性，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除了格以外，式也应关注。关于式，中国学者研究得还远远不够，主要是受到了资料匮乏的限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现存《延喜式》是一部重要的唐代法令研究参考资料。《唐六典》卷六云：“凡式三十有三篇（亦以尚书省刑[列]曹及秘书、太常、司农、光禄、太仆、太府、少府及监门、宿卫、计帐为其篇目，凡三十三篇，为三十卷）。” 日本《延喜式》无论是体例，还是内容，都明显带有唐式的痕迹，应当好好加以研究利用。

通过对照《天圣令》，我们可以发现《养老令》许多条款是直接移用了唐令，没有做改动，如田令第九条、十三条、十四条、二十条、二十二条、二十四条、二十五条、二十七条、三十条。研究《养老令》和《天圣令》所附唐令之间的取舍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利用《养老令》，推动另外二十卷唐令的复原工作。当然这需要中日学者的通力合作，需要唐宋史学者的通力合作，将依据唐令参以宋代新制改变成的宋令还原为唐令。研究唐宋时期的法律，不应该以朝代为界，应当把唐宋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日本学者早就注意到了《唐六典》、《通典》、《唐会要》等书对唐令复原研究的价值。《天圣令》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利用这些文献复原唐令提供了绝好的条件。但是这些文献也存在一些问题。经与《天圣令》比对，可以发现这些政书，虽然也记载了不少唐令，尤其是《唐六典》，但这些书毕竟不是法律典籍，而主要是记载唐典章制度沿革的专书，因此修撰者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完全照搬、照抄唐令原文。从其记载的唐令来看，都或多或少地被精简，或被作者用各自的方式做了概括加工。以下以《唐六典》为例：

《唐六典》卷三：

凡给田之制有差：丁男、中男以一倾（注云：中男年十八已上者，亦依丁男给）。

《唐六典》卷三又云：

凡田分为二等，一曰永业，一曰口分。丁之田二为永业，八为口分。

上述唐代田制，在《天圣令·田令》则云：

诸丁男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给。老男、笃疾、废疾各给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各给口分田三十亩，先有永业者兼充口分之数。

将此令对照《唐六典》所载，可知《唐六典》所云“凡给田之制有差”及“凡田分为二等，一曰永业，一曰口分，丁之田二为永业，八为口分”，并不是唐令原文，而是作者根据唐田令内容作的概括性叙述。其次《唐六典》正文既然已说了“中男以一倾”，又在注文里说“中男十八已上者，亦依丁男给”。不无重复之累。但我以为这是《唐六典》在历时十八年的编撰过程中因体例的多次更改而出现的现象。换句话说，作者先列出纲要，然后根据纲要加注。又如《唐六典》卷三曰：

凡丁户皆有优复蠲免之制（注曰：诸皇宗籍属宗正者及诸亲、五品已上父祖、兄弟、子孙及诸色杂有职掌人）。

唐代课役蠲免之制，涉及到多种身份的人，这里《唐六典》先是在正文用概括语加以叙述，没有一一罗列，后以注的方式列出了其中的一部分，但仍未详尽，故注文又以“诸色杂有职掌人”统而代之。

《唐六典》的编撰体例，“以令式入六司”，“其沿革并入注”，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有时也以令文原文作为注文，这是需要注意辨别的。如前述《唐六典》卷三注文：“中男年十八已上者，亦依丁男给。”在《天圣令》所附唐田令中却是正文。《唐六典》卷三注文：“有闰之年加二日”，“其诈冒隐避以免课役，不限附之早晚，皆征之”。在《天圣令》所附唐赋役令中都是正文。

又如关于租庸调的征收时间，《天圣令》所附唐赋役令中都有具体的时间规定，如：“诸庸调物，每年八月上旬起输，三十日内毕。九月上旬各发本州。”“诸租，准州土收获早晚，……十一月起输，正月三十日纳毕。……其输本州者，十二月三十日纳毕。”而《唐六典》卷三则曰：“凡庸调之物，仲秋而敛之，季秋发于州。租则准州土收获早晚，量事而敛之，仲冬起输，孟春而纳毕，本州纳者，季冬而毕。”《唐六典》作者用自己的语言“仲秋”、“季秋”、“仲冬”、“孟春”、“季冬”分别替代唐令原文中的“八月”、“九月”、“十一月”、“正月”和“十二月”。

还有唐令复原的条序问题也是很棘手的。现存唐代文献所载唐令条序以及日本《养老令》的条序，经与《天圣令》对照，可知有的并未严格按照唐令原文条序载录。如《通典》卷六载唐赋役令，将原唐令第四十四“诸丁匠不役” 条列于第一条之后，诸条之前；《唐六典》卷三把唐赋役令第三十“诸丁匠岁役”条列于第二，作者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叙述上的方便，而不顾及唐令原来的条序。

上述情况在唐代其它文献中也常常见到。这就给唐令原汁原味的复原工作造成了困难。鉴于此，我设想可采取模糊复原法，即不必刻意追求唐令一字一词的原貌，只要内容上没有出入，是唐令的就可以。当然能一字一词丝毫不差地恢复唐令原貌则应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而在不能做到时，则可以变通一下。

《天圣令》对唐令研究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在敦煌出土文书中，有件职官表残卷，内容是关于唐代职官制度的，曾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刘俊文先生考证将其定为《天宝令式表》，并提出一个观点，说是唐在天宝五载（746年）曾修订过《天宝律》、《天宝令》和《天宝式》。[4]这一观点很有影响力，除我之外，至今未见有其他学者提出不同意见。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认为根本没有这么回事。[5]现据《天圣令》再作一补充。《通典》卷六《赋税下》云：“天宝三年制：每岁庸调征收，延至九月三十日。”假如正象刘俊文说的，天宝五年唐曾修订过《天宝令》，那么，天宝三年的这一规定应该被收入《天宝令》，根据法律从新不从旧的原则，这一《天宝令》应该被宋代所沿用。但在《天圣令》卷二十二《赋役令》所附唐令第2条却作“诸庸调物，每年八月上旬起输。”并没有按天宝三年制更改为九月起输。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有《天宝令》。实际上天宝三年颁布的这条制书收入了唐代的格，以格的形式对唐令内容做调整。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宋刑统》相关的材料作为佐证。《宋刑统》卷十二“脱漏增减户口条”载：

准《户令》，诸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五以下为小，二十一以下为中。其男年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无夫者，为寡妻妾

……

准唐天宝三载十二月二十五日制节文，[6]自今以后，天下百姓宜以十八以上为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

《宋刑统》罗列了唐《开元二十五年令·户令》规定，男子以二十一为丁，其后又列天宝三年制节文，规定男子以二十三为丁。如果天宝五年确曾制定过《天宝令》，那么必定按天宝三年的规定，将《户令》令文改为男子以二十三为丁。但是据《宋刑统》所记载的情况来看，显然历史上没有编撰过《天宝令》。因此，现存《天圣令》证明自唐开元二十五年之后，再也没有正式修订刊布过令典。

二、《天圣令》对宋史及法制史研究的价值

唐宋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然而研究历史，离不开具体的时间，历史工作者必须注意历史变化的时间性，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要求之一。就宋代而言，整个宋代有三百二十年历史，其中北宋有一百六十七年历史。《天圣令》记载的法令是北宋时期政治经济生活的集中体现，对于研究和认识当时宋代社会变化，有着重要的价值。宋初，用唐令。太宗淳化三年（992），曾将唐《开元二十五年令》加以校勘，做了个别文字的修改，定为《淳化令》，在内容上并没有改动。《玉海》卷六十六《淳化编敕》曰：“太宗以开元二十六（五）年所定令、式修为淳化令、式。”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七载：《唐令》三十卷、《唐式》二十卷，“本朝淳化中，右赞善大夫潘宪、著作郎王泗校勘”。实际上《淳化令》仍是一部唐令。至天圣七年（1029年）始修成《天圣令》，这是第一部真正的宋代令。此时距宋开国已有六十八年历史。《天圣令》修定后，又过了近六十年，宋修订了第二部令——《元丰令》。从宋初至神宗修撰《元丰令》，宋代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天圣令》的修撰，刚好居这段历史之中端。《天圣令》在北宋法制编撰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天圣令》中除了在行的宋令以外，即使那些废弃不用的唐令，也可从中发掘出有意义的研究价值来。例如关于唐宋时期的良贱制度，唐代大量籍没罪犯为官奴婢。到了宋代，这一制度发生了变化。《天圣令》把许多有关官奴婢的法令废弃不用，在卷三十《杂令》所附不用唐令中有一条曰：“诸官户奴婢男女成长者，先令当司本色令相配偶。”根据法无规定不为罪的司法原则，宋将这条法律摒弃不用，这意味着宋代的奴婢可以与良人通婚。这条废弃的唐令反映了历史的进步。不少学者认为宋代良贱制度已经消失。但《天圣令·捕亡令》在行之令记载曰：“诸奴婢诉良，赤（未）至官府，为人捉送，检况事（日）[目]，知诉良有实，应放者皆勿坐。”《天圣令·杂令》：“诸犯罪人被戮，其缘坐应配没者，不得配在禁苑内供奉及东宫亲王左右驱使。”根据《天圣令》的这些记载，至迟，在宋代前期，法律意义上的良贱制度还存在，并未完全消失。

不仅废弃不用的唐令可以提供研究的线索，同时研究《天圣令》的蓝本唐令原来是什么样的，探讨修改后的宋令与原作为蓝本的唐令之间的关系及其沿革变化，也可帮助我们了解唐宋时期的社会变化，尤其是认识宋代历史，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宋代先后编撰过许多令典，但都失传了。《天圣令》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令典，对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令典编撰体例和形式，研究令典的地位和作用，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如中国历史上法典所载，不都是当时在行的法，这在《宋刑统》、《庆元条法事类》中都可以找到例证。《天圣令》以唐令为蓝本，参以宋代新制，凡不用之唐令皆原封不动地予以附录。其目的显然是为了留备以后修订法律时作参考，或者在议法、解释法律时作为依据。这为我们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法律提供了样本。又如关于令在中国传统律令体系中的地位问题，以往学者认为是以律为主。根据《天圣令》，我以为，应以令为主。因为令是关于国家制度的规定。《唐六典》卷六曰：“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也就是说，令是关于国家体制和基本制度的规范，违反了这一规范，才用律来调节处理。从这一意义来说，律只是扮演了服务于令的工具性的角色，令才是律令体系的中心。

《天圣令》的研究价值远远不止上述几个方面。

[1]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第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6页。

[2] 参见[日]池田温：《唐令复原研究的新阶段——戴建国氏发现的天圣令残本研究》，[日]《创价大学人文论集》2000年第12号。

[3] 文载《文史》第53辑、54辑，中华书局2000年、2001年。

[4] 刘俊文：《天宝令式表与天宝法制——唐令格式写本残卷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5] 戴建国：《唐“天宝律令式说”献疑》,载《法制史论集》第3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

[6]“三载”原误为“十三载”。按《通典》卷七，这一制文系年作天宝三载，并于其后列有天宝九载制。另《唐会要》卷八五，此制系年亦作天宝三载，并在其后列有天宝四载、八载、九载敕制，依时间顺序看，此制当为天宝三载所颁。现存嘉业堂本、民国法制局本及中华书局点校本、法律出版社点校本《宋刑统》皆误作十三载。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戴建国